9月17日，纽约苏富比举行了“亚洲当代艺术”的秋季拍卖，这也是纽约苏富比最后一次举办“亚洲当代艺术”拍卖专场。这场拍卖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收尾”只取得了851.3万美元的成交总额，这次的拍卖是苏富比从2006年春季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成绩最差的一次。同时也是成交率最低的一次，211件作品上拍，只成交了137件，成交率只有64.9%。
纽约平台未达到预期目标
这场拍卖举行的当天也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的第二天，当天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也向美国政府紧急求援。华尔街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在这种大背景下，收藏家可能更为关注的是自己手中的其它资产而非艺术品，这自然会分散买家的注意力。更何况这两年涉入亚洲当代艺术的藏家多为新藏家，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苏富比之所以作出这次拍卖业务的调整，根本原因在于购买当代亚洲艺术的客户群体仍然以亚洲区的藏家和画商为主，而当初苏富比在2006年开设“亚洲当代艺术”专场的目的，却还是期望在纽约这个更为国际性的交易平台上推出“亚洲当代艺术”，希望能够吸引到欧美藏家和画商们的关注。但是，根据苏富比网站公布的从2006年春季至2008年秋季纽约苏富比举行的6次“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成交价格前10名作品的购买流向的分布如下：这60件高价成交的作品有48%，也就是有29件是被亚洲的私人藏家或者画商购得;欧洲藏家和美国藏家各自购得10件，欧美藏家和画商购买的比例各占18%;而匿名藏家购得到了其中的11件，他们的比例占到了20%。可见亚洲私人藏家或者画商是纽约市场中追捧当代亚洲艺术的最大的“粉丝团”。可见在纽约设立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并没有完全达到苏富比的预期。
另外在这场拍卖举行之前，从2006年春季开始担任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部门主管张晓明的离职也是这场拍卖成绩不佳的原因之一，“临阵换帅”一直都是兵家大忌。苏富比的高层对于张晓明离职的原因解释为个人原因，但这种人事变化肯定不仅仅是“个人原因”那么简单，张晓明的离职与纽约苏富比作为“亚洲当代艺术”市场行情风向标的减弱息息相关。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的拍卖没有达到公司的预期。
风向标意义不再
2006年春季纽约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当时那场拍卖取得的成交数字，“亚洲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行情从此开始飙升。当时那场拍卖的成交额达到了1322.89万美元，成交率更是高达90%。张晓刚的作品《血缘系列：同志NO.120》以接近最低估价的4倍的97.92万美元的高价拔得该场拍卖的“头筹”，徐冰、张洹、王广义、刘小东、陈逸飞、方力钧的作品当时也都创出了他们个人作品拍卖的最高价。这场拍卖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2007年行情飙升的“导火索”，更重要的是也成为了当时观察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市场行情发展变化的“风向标”。但是纽约苏富比的这种“风向标”的意义却在之后逐渐减弱。
此后，中国当代艺术品的高价纪录不断在刷新，但是大多并不是在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这个平台上拍出来的。例如张晓刚目前成交价格最高的几件作品都是在苏富比拍出的，但只有2007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中的张晓刚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以306.5万美元成交。岳敏君的几件高价作品都是在伦敦苏富比以及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拍出的。王广义的最高价作品也不是在纽约拍出的，伦敦菲利普斯拍卖公司推出收藏家法伯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专场中，王广义的《毛AO》以203.6万英镑(约合414.7万美元)成交。
作品征集弱于香港
所以，当2007年当代艺术进入了“名家名作”行情后，只有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们的代表作品才能创出成交高价。而真正在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拍卖场次当中成交的指标性作品数量很少，其作为观察“亚洲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行情的风向标的意义在一点点丧失。张晓明也承认，与香港相比在纽约他们很难征集到好作品，所以整体的作品质量一直没有大的提高，上拍的作品没有吸引力，藏家自然会慢慢放弃这个平台。
纽约苏富比的这场“收尾”拍卖成绩的不佳，也给飙升了近3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行情在这个秋天带来了一丝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