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樊主席，您好!您从事摄影工作有40多年，取得了许多非常显著的成就，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摄影家，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开始从事摄影的吗?
樊：1965年11月，我从四川一个普通的农村中学应征入伍。当时，领导认为我的文化程度较高，经常安排我写讲话稿、办学习墙报，并担任“学毛著”小组长，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不久，部队领导又把我调入团宣传报道组从事文字报道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张宗寿的老师，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会摄影。在张老师的影响下，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老师便给我一台120蔡司折叠相机，这台相机是部队在中印反击战中从敌人手中缴获回来的。镜头发霉，暗箱漏光，用黑胶布补了一层又一层，虽然照相机很陈旧破烂，但我还是当成宝贝爱护它。当时部队非常重视宣传报道，一边从事文字报道，一边从事摄影工作，我和张老师合作每年都有50篇稿子(一张照片也算一篇文章)见诸于报端。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积极性越来越高。此后，部队领导又给我买了一台上海4A120双镜头相机，我就从文字报道过渡到专职从事摄影工作。那时候，除了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也没有业务开展，我经常找张老师问这问那，光圈、快门、光线强弱等问题。部队条件也很简陋，经济并不宽裕，我常常用部队团宣传股卖报纸省下来的钱买胶卷，拍摄中更是精打细算，慎之又慎，一般一个镜头只拍一张，好的才拍两张。白天拍照，晚上冲洗，写照片说明词，第二天发稿。时间长了，见报多了，干劲也越来越大了。
柯：您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樊：回忆起我刚开始搞摄影工作时，也走过一些弯路，认为摄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经常跟干部战士们在一起，熟悉一下人员、地形，完全可以拍出好的照片来，于是创作热情很高，好像不费多大的力气便能出作品。哪知，退稿接踵而来，一张张退稿无情地宣判了这些作品的“死刑”。这时，我犹豫了，在生活中该拍点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从报刊、杂志中寻找答案，翻阅资料，一味摹仿大场面，认为场面越大越有艺术性，片面追求画面美，寻找美术资料作参考，画好构图小样到生活中去摆布，结果出来的作品，既违反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又与报刊杂志上的照片大同小异，我焦急、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原来感觉新鲜的一切也就渐渐习惯、淡漠了。这个问题直到我为《解放军画报》社拍摄某部队二连军事训练的照片时，认识才有了一些提高。编辑部收到我寄去的照片，来信说我摆布的大厉害了，建议我要深入生活、思路要开阔些、角度要多样些，使照片有一些深度。我便重新深入二连，调查研究、熟悉生活，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建立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充分反映他们的精神面貌。不但完成了编辑部的任务，其中《小憩》作品还参加了全国影展，我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创作热情也提高了。
柯：在那个物质贫乏、生活窘困，行为和意识都必须显示政治的特殊年代，请谈谈您的创作。
樊：众所周知，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七亿中国人全被卷入那场政治浩劫之中，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从此，发生在那个荒诞年代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跳“忠”字舞，学习“老三篇”;知青下乡，干部走“五七”道路，工农兵进课堂，搞革命大联合等等。当时所有新闻工作者手中的笔和照相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怀着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努力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相机尽其所能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为我们的祖国、人民和军队留下这些图片记录。在我的早年作品中，一幅《优胜者》很引人注目，画面中，一位解放军战士在进行刺杀格斗训练，他表情严肃，目光坚定，一只手紧握着刺杀用具，刚劲有力的臂膀上沁出了颗颗汗珠，可见训练是多么的刻苦认真，另一只手捋着护具帽，好像是要休息一会再投入更加艰苦的训练之中……，这幅作品采用广角镜头拍摄，并用夸张的表现手法适度地夸张了战士的手臂，使其在照片画面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凸显出战士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它同时也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人民解放军是祖国安宁与和平的守护神，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1969年，我从基层部队调入大军区当摄影记者，当年又是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事件爆发。我作为军队摄影记者，必须配合当前的形势，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我经常深入部队，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反映当时基层部队一边抓战备，一边搞运动的真实动态。当时所谓的“文化旗手”江青，在抓样板戏之余又搞摄影，在摄影方面推出什么“三突出”(突出环境、突出主体、突出主要人物)，借以推动极左思潮，在摄影界影响极大。拍摄新闻照片被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拍摄者的个人想法被压制，一切听从领导的指令完成拍摄任务，有意的制造拍摄现场，也就是摄影人俗称的“摆拍”。于是，中国摄影界兴起一股摆拍风，拍什么都要摆一翻。这当然不能怪摄影人，就像我们不能怪当年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们，不管白天、晚上上街欢呼“最新指示”发表的群众一样，这是当时政治主宰一切逼出来的，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柯：简单描述一下当时的背景，以及当时的“摆拍”是怎么样的形式。
樊：“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这是湖北省红安县的一句名谣，红安地处大别山区，是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将军县。在战争年代，敌人来了，老百姓把铜锣敲得叮当叮当响，全县四十八万人齐上阵，参加战斗。我拍摄的《召之即来》这幅作品，就是在红安县拍摄的，正在劳动的男女民兵听到铜锣响声，又投入紧张的战备状态。还有一幅拍摄于1969年的《女民兵》作品，当年毛主席为女民兵题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对全国女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人人争当女民兵。我把拍摄对象当成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姐妹，调动一切拍摄手段，在构图上利用摆拍的手法，尽量表现她的衣服、帽子、子弹袋，右手紧抓钢枪袋，利用黑背景，采用侧逆光，加补足光，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前方，象男兵们一样出现在战斗岗位上。
柯：在您的作品中，唯美的形象，舞台的效果，让今天的人无不被感染。《百岁老人》，我的印象很深!
樊：1978年，我在河南某部队拍摄战备照片时，偶然获知河南驻马店地区白云山深处有座道观，里面住着一位名叫唐道成老人，他114岁了，身体很好。于是，我便约了几个战友背上相机，踩着崎岖的山路到了道观。时值五月，蚊蝇肆虐，我和战友们在山下的村庄农户家里借住了几宿，为老人拍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幅名为《百岁老人》的作品为脸部特写。从画面上看，我采用大光圈、快速度，有意虚化背景，突出老人笑脸盈盈、双目有神、牙齿完好、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好似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仙翁。这幅作品采用逆光拍摄，老人那银白的头发，狭长的胡须，呈“川”条状的皱纹，一切都使得老人脸部层次的表现异常丰富。
柯：您当时一共拍摄了1万多张反映军民的作品，底片现在都被完好的保存。在那个艰苦奋斗的岁月里，这是一个惊人的创作数量。这些作品大多数在各类报刊、杂志、期刊上发表过，其中很多在各类影展中获得国家级重要奖项，还有一些从未面世和发表。那您现在是怎么看这些“老照片”。
樊：现在回头重新看看我过去拍摄的照片，一幕幕历史画面仿佛又重新出现在眼前。这些老照片，虽然是我个人摄影经历的片段，但也是那个年代永不复返的历史性瞬间，如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点可供参考的影像，将那个年代与今天对照起来看，从而对历史与将来有更清晰的认识，也算圆了我一个最大的心愿。
柯：好的，谢谢!
樊：谢谢!
樊德寿简历
樊德寿，1947年7月生，四川武胜人。1965年参军，1966年入党，大专学历，1982年任原武汉军区正团职创作员。1985年转业到湖北省文联，曾任湖北画报社副主编、主编、社长。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正高职称，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摄影最高奖——金像奖(组织工作奖)。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50年来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工作者。
从事摄影工作44年，先后有4000多幅作品在省以上报刊发表，150多幅作品参加省以上展览，40多幅作品获奖，荣获三等功1次。其代表作《百岁老人》1983年获澳门第2届国际影展银牌奖，《优胜者》1982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影展金牌奖，《急行军》1987获全国摄影大赛铜牌奖，《炸掉它》1984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影展铜奖，《横渡长江》、《急行军》1990年获《长江风貌40年》全国摄影大赛优胜奖。《打麦场上》入选1977年全国影展，《小憩》入选1986年全国影展，《为了人民的财产》、《飞舟送粮》入选1983年全国新闻影展，《小朋友，再见》入选197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影展，《激战》、《军民谱新章》、《同学红五卷》入选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影展，《侦毒尖兵》、《干一行爱一行》、《在石油站义务劳动》、《战斗的行列》入选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影展，《三峡工程系列连载专题》1997年获全国画报最佳奖，《追日》1997年获全国画报总编作品奖，《英姿》1998年获全国画报三等奖。《1998年湖北画报抗洪专辑》获1999年全国画报编辑一等奖。《茶女》、《抢救伤员》分别获第20届、第2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奖。《慈母心》、《养鸡能手》、《说连史》、《老带新》、《战洪水》、《苦练》、《东湖雪景》、《殷殷天使心》、《神农秋色》等作品在全国性影展中获奖或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