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乃至全国文物收藏界，王勇超堪称“奇人”。他散尽千金，矢志收集散落在陕西民间的民俗文物，并将其集中保护起来，建立了全国首家民办民俗艺术博物院。
2008年12月，在终南山暖和的冬阳中，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正式开馆，王勇超笑了，他说:“这些宝贝再不抢救也许就永远消失了!”他实现了今生一大夙愿。
石缘
“我这辈子确与石有缘。”王勇超说，他从小生活在秦岭终南山脚下，那里石头漫山遍野，而他真正与石结缘缘于一次巧遇。
1986年仲夏，作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公司老板，王勇超赴陕西关中平原的一个县城考察生意。奔波了一天，傍晚，节俭的他决定和几个部属到城郊一家小饭馆吃饭。他远远看见几个人围着一户人家门前的石桩指手画脚，一个人拿着破棉被正准备包那根石桩的桩头，另一个人双手高举起铁锤。出于好奇，王勇超跑过去想看个究竟。原来这伙人想把石桩的桩头砸下来。一个操南方口音的人喊道:“小心点儿砸，我给100元呢!”当时，在这个贫穷的小县城，100元可不是小数目。什么东西值100元?王勇超仔细一看，那是一个四棱石桩，一截埋在地下，露出地面约1.6米，被遮住的桩头雕刻着一个胡人骑在狮背上的形象。胡人鼓腮瞪目，而雄狮蓄势待发。因为年代久远，镂空的狮腿已经磨细溜光了。“好精美呀!”王勇超几乎嘀咕出声。出于一种无法按捺的欢喜，他一把夺下举锤人手中的铁锤喊道:“这是先人留下的，不要砸，我出200元!”那个南方人愣住了，准备砸桩头的两个当地农民却兴奋异常:“200元，当然要给你，你说咋弄就咋弄!”王勇超静下气才顾得上详问:“这到底是什么?”“是明代的青石拴马桩，古代人拴马用的，在我们这儿多的是。”两人颇为得意地回答。得知那个南方人是个文物贩子，正准备将桩头拉回去贩卖，王勇超气得直想骂人，“这么美的艺术品，为了拿走而砸坏它，不是作孽吗!”他一把扯住两个当地人的胳膊，生怕他们跑掉似的，急切地说:“我还要，但头身一定要完整，价不变。”那两个人一看来了“大买卖”，一口气又抱来了好几个完整的拴马桩，王勇超雇车把这些宝贝拉回了西安。
之后，王勇超从一个研究民俗的朋友口中了解到:拴马桩是重要的古代民俗艺术瑰宝，是西域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与历代汉农耕文化的融合产物。拴马桩上石刻的狮子、胡人和胡马形象，是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十分稀有。听此一番话，回想起文物贩子欲砍桩头的情景，王勇超几天几夜没睡稳。拴马桩是如此珍贵的古代民俗遗存，却遭受文物贩子破坏性收购，不知道有多少拴马桩毁于一旦。陕西是文物大省，关中道上拴马桩等历代石刻艺术作品众多，光靠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保护，毕竟经费人力有限，自己该为抢救文物做些事情!王勇超憧憬着将来建一个关中石刻艺术馆，把这些拴马桩和其他古代石刻陈列出来，供学者研究，让青少年受到古代文明的熏陶。自那以后，拴马桩便拴住了他的心，挑起了他的一根“石筋”。
石志
王勇超是那种说做就做，“一根筋”捋到底的人。1986年国庆节刚过，他就召开公司中层以上人员开会，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决定抢救关中一带现在还遗落在民间的拴马桩和其他古代石刻，收购它们，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不可再生的财富。”语音刚落，就有人提出反对:“收那些石头有多大价值，不是白扔钱吗?”“咱挣的可都是血汗钱，你这样大手大脚收集，还要建什么博物馆，只出不进，撑得住吗，划得来吗?!”“收集保护文物那是咱建筑公司干的事?没有政策允许，弄不好被当成文物贩子咋办?!”
面对这些曾为公司发展立过汗马功劳的员工，王勇超陷入了沉思。“千说万说理还有一条:绝不能看着这些艺术瑰宝被人砸烂而置之不理。”最终，他说服大家，从公司抽调了30多人，组成了6个分队，对渭北平原8个县的拴马桩等石刻艺术进行了地毯式详查和收购。十余年来，王勇超共收集保护拴马桩8600余件，大都品相完好，年代远至宋代。王勇超也因此成为中国收集拴马桩最多的人。
很多文物专家慕名来到他正在筹办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震慑于眼前的美景，给耸立的拴马桩阵起了个“地上兵马俑”的美称。冯骥才、韩美林、陈忠实、贾平凹等国内民俗界、文化艺术界名人观看后，也惊喜万分，流连忘返。
2002年6月25日，王勇超选址隋唐佛教圣地，南五台山脚下，占地500亩的关中民俗博物院终于奠基建立。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对他创办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动机和出发点表示怀疑，他经常被别人视为文物贩子，这让王勇超多少有些痛心。但他坚信，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石心
抢救保护民俗文物，可是件苦差事，“比盖大楼麻烦得多。”王勇超自嘲地说。
王勇超是搞建筑的，在深入关中大地收集抢救石刻文物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在渭河流域的几个地区竟依然坐落着不少明清时代的“老房子”。走近细细察看，木制窗棂雕刻精美，仍秀韵可见。有些“老房子”好不容易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却因老旧被后辈“嫌弃”，差点消遁在时光的尘埃中。目睹此情此景，王勇超心急如焚:“抢救!快抢救!”
一个“大手笔”的文物保护计划在王勇超心中萌生:“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珍贵的古代民居原拆原建，挪到自己将要建造的博物院收藏保护呢?”
王勇超没有想到，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旷费时日。他苦口婆心地与当地的文化、文物部门反复协商，终于出巨资买下了这些“老房子”，并于2003年3月将这些“老房子”原状移迁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中，妥善保护起来。由此，在抢救保护古民居的路途中，王勇超越走越远。
在积年累月抢救保护民间民俗文物的过程中，王勇超时常违背“价值规律”出牌，行里人笑其傻，朋友道其痴，而王勇超则无所谓，“我不怕人说傻，道不同，不为谋，文物市场如水流，稍纵即逝。我收集文物，志在保护，不在交易，如果只是一味砍价，有些艺术精品就会被文物贩子抢去或难觅其踪。到时痛悔，我有千金又有何用!”在他脑海中，“钱去了可以再挣”，而艺术无价、历史无价。
据统计，20年间，王勇超投资2.3亿元，抢救性地收藏和保护民居、石雕、砖雕、木雕、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关中民间文物3.3万多件。令人惊叹的是，民俗艺术博物院中40院古民居均是王勇超收藏后，将原民居的石砖逐一编号拆除后，再迁建于博物院内的。40座院落，300多栋、上千间房屋，要拆除后重新落户复原，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怪不得有人说他“脑子里进了水”，而有更多的人说他是民间艺术保护神。
王勇超收集民间文物的资金，来源于自己开办的几个经济实体，多少次公司资金紧张，部分工人的工资暂时发不出来，但只要收集到民间文物线索，王勇超就是借钱也要收回来。不知多少次，有人建议王勇超把文物变现，王勇超愤慨地说:“我不是文物贩子，今天变现，明天变现，要是为变现，我何苦来买!”一次，有人看中了他手中的一件唐代石虎，出价20万，王勇超不卖，那人反复纠缠，以为王勇超嫌价低了，不断加价，王勇超恼怒地说:“就是100万我也不卖。”那人仍不死心，“算你老王狠，给你120万!”王勇超答复:“1000万我也不卖。”
在诱惑面前，王勇超对矢志不渝的文物保护痴心如石。
出于对文物的衷情、了解，王勇超每年都在全国人代会上反映文物保护的问题。
“2006年，陕西省先后注册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有24座。2008年2月的最新资料显示，只剩下了16座。”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王勇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政府积极倡导，但由于缺乏法律认可，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再加上体制不顺、资金缺乏、管理不善，民办文化机构普遍经营困难，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王勇超表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进行规范、引导和支持，通过减免税、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这次会上，他一口气提交了5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在建议中，他急切地说，陕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古遗址多达1万多处，仅帝王陵园就有70多座，在国家确定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陕西占15处。
结合自己在抢救文物过程中的经历，王勇超坦言，保护好大遗址一直都是陕西文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遗址保护与现有保护条件的矛盾日益尖锐。大遗址观赏性不强、当地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不高，经费严重不足。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有行政区域和管理制度不利于大遗址的整体保护，甚至已经成为加强遗址保护的严重阻碍。在十三朝古都西安，各大遗址区被分割归属不同的行政区和街道办事处，不能设立统一的大遗址保护机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环境整治、人口搬迁、村庄改造等关系到大遗址保护的重大问题很难顺利开展。为此，王勇超建议国家在陕西建立国家级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对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建议提出后，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今，花园式的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已在西安破土兴建，西安市政府连续出台保护文物的条例、规定。
看到自己的建议有了回音，王勇超有些欣慰，不过，他对记者说，他不会就此止步，“现有的遗存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羽片，保护好文物就是把民族的根留住，这条路再难我也要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