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离婚”以后，朱大可转入文化评论，近些年更是染指“文化器物学”。陶瓷，在他看来则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古器物。而“中国制造”要想升级，就必须学会把符号注入裸器，令其产生精神价值，这是包括瓷器在内的所有“中国制造”的唯一出路。
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 也是衰落的标志
《中国经营报》：你近些年都在研究器物文化，以往古代中国器物学往往以四大发明说为叙事纲领，你则主张瓷器跟茶叶和丝绸一起，构成华夏文明三大器物发明。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朱大可：“四大发明”属于精神运动和历史运动的层面，而“三大发明”则属于器物层面。
瓷、茶、丝的三位一体，是华夏文明对世界日常生活体系的最大贡献，它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了农业时代乃至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瓷器的发明，是在木器和铁器之外注入一种全新的元素，它们汇成了农业文明材质的三位一体。这两点都可以用来验证瓷器的伟大性。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公认与陶瓷有着密切关系，你认为就是景德镇古名昌南的发音，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吗?
朱大可：对“中国”的英语“china”的词源学起源，过去有许多说法，称它来自“瓷”、“秦”、“丝”等词语，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源于“瓷”的古音。
由于英语的瓷器就叫“china”，所以把“中国”跟“瓷”等同起来，在逻辑上很靠谱，但在语音学上还是缺乏说服力，因为china是简单的双音节词，这种词语相当坚固，在历史中被简化为单音节的可能性很小。
在对景德镇的考察中我们被告知，china其实来源于景德镇古名“昌南”，这个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不仅表明了瓷器的产地，而且是双音节词，跟china的发音更加吻合。无论如何，瓷器、景德镇(昌南)和中国这三个词语之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关联。
《中国经营报》：陶瓷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中国的符号，从器物符号学的角度来说，这一转换有什么寓意?
朱大可：这只是研究世界器物史过程中的某种收获而已。瓷器与中国的同名，意味着它就是农业时代的中国名片。对于中国而言，瓷器的象征意义是双重性的：瓷器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同时也是其走向衰败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