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捐赠的明清贸易瓷已在上海博物馆辟专室展出。其中除一件为日本彩瓷外，其余96件均为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产品，有不少是国内不常见的瓷器，这为业内人士深入研究中国外销瓷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本文是倪汉克所写的“捐赠人的话”。从继承、收藏、赏玩直到现在的捐赠，它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收藏家的眼光、品位与情怀。
——编者
我的家族收藏有许多中国外销瓷，我的父亲和外祖父对外销瓷都非常着迷。家族中，我的外祖父本·范·希斯(Ben van Hees)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了这一收藏。当时，我们对于中国瓷器的了解和认识几乎为零，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出某件瓷器的年代是15世纪还是19世纪。那些和我外祖父一样购买中国瓷器的人，纯粹是因为喜欢，而非出于经济原因。我们家族的收藏不仅有青花瓷，还包括五彩和粉彩瓷器。
小时候，我就已经对瓷器上的某些设计和纹饰十分着迷，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瓷器上画的男人都穿着裙子，还留着长发、扎着马尾，这些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虽然我是在一个艺术的氛围中成长的，却对此一无所知，尤其是中国外销瓷。
1991年，我父亲去世，我非常幸运地从父亲的收藏品中继承了青花瓷。那时，我刚从北美回来——此前的16年间，我一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以前人们常说，在美国“什么东西都又大又好”。就新事物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就古董，比如中国瓷器而言，在美国就很少见。人们总是只对新生事物更有兴趣。在我搬去美国的时候，父亲让我随身带去两件孔雀(peacock)纹盘。我非常珍视这两只盘子，学着去欣赏它们并且乐在其中。我对它们的由来做了调查，从而了解到这两只瓷盘出自一套250头的中国外销瓷餐具，由一位皮科克(Peacock)先生在1725年左右所订制。于是我对青花瓷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也正是从这件事之后，我开始扩大自己的收藏。非常幸运的是，之后我又得到了第三件孔雀纹盘，同之前那两件的设计和图案完全一致，只是尺寸稍小了一些。
1990年我搬回荷兰生活，我不想再住在过于现代的房子里了——美国都是那样的房屋——我想要一个有古老传统的家。我买了一幢建于1885年的房子，天花板距离地面足足有四米，非常适合摆放一个传统法式风格的胡桃木柜子，里面放满了中国外销青花瓷。
总的来说，我坚信，一段时期里，人只能把心思集中在某一样事物上。就我而言，我的精力都放在中国外销青花瓷上。因为一心想要延续外祖父和父亲所建立起来的收藏传统，所以我得以将藏品的数量增加了40%。而我所从事的收藏真正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将其捐赠给博物馆的重要原因。
为了扩充自己的藏品，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拍卖会。通常在一些综合性拍卖会上能够买到那些最有意思的器物，但在这些拍卖会上中国外销瓷的数量往往很少。专门的瓷器拍卖会上总是有很多商人，所以价格会被抬得比较高。我是一名机会主义者，当我看到一件自己所中意的瓷器，认为它可以为我的藏品锦上添花，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收入囊中。但我也是一名商人，因此我总是会考虑每次拍卖所得之物的价值是多少。多年来，我在欧洲认识了许多重要的中国外销瓷器商人，我常常就自己买到的瓷器向他们讨教，有时也直接从他们那里购买瓷器。
在荷兰，我在房地产领域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到了周末以及平时的夜晚，有时候我会在柜子前面，坐上一两个小时，静静地欣赏自己收藏的瓷器，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有时我也会静静地考虑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杂事。正因为我为瓷器的迷人魅力所陶醉，所以这通常会让我的头脑得到片刻的宁静和休息，也为我解决一些难题提供灵感和启发。我不时地把瓷器从柜中取出，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和研究它们。你对着器物看的时间越久，能够看到的东西就越多。你会发现器物表面纹饰中的精巧细节。瓷器上的绘画所透露出来的娴熟技艺以及图像中的大量细节总是让我惊叹不已。
几年前，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卖掉了房子。我必须考虑如何处理自己收藏的中国瓷器。将收藏卖掉是一种选择，但这与收藏家的意愿背道而驰。我完全可以像我的外祖父和父亲一样，把自己收藏的瓷器传给我的孩子们，但如今现代化的房屋和以前的相比通常要小了许多，往往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摆放一个大柜子。把收藏分割成几份当然也是可行的，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三代人的收藏完整地集中放置在某个地方。我的心中慢慢浮现出这样一个想法：将我的收藏捐赠给博物馆。
但问题是，捐赠给哪家博物馆呢?既然我当时居住在荷兰，所以如果我选择一家荷兰博物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决定捐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让它们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展示给公众。然而，荷兰的博物馆已经拥有了许多中国外销瓷的藏品，要让它们全体亮相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就在那段时期，因为我参与赞助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欧洲19世纪绘画艺术博览会，我来到了上海。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我觉得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亲自去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中是如何发展进步的。由于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瓷器收藏机构之一，因此我参观了上博。馆中展出的官窑瓷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同时，我也很惊讶地发现，上博的中国外销瓷数量居然很少。
2008年1月，我第二次来到上海，与上博的陈克伦教授多次会面，和他讨论是否有可能将我的收藏捐赠给上博。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欧洲，官窑器极为罕见，而在中国则相当常见;相反，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相当常见，而在中国本土却十分罕见。经过双方多次的会谈和讨论，2008年6月，我们终于签署了一份捐赠协议。协议中双方还约定，2010年间，上博将会在海牙市立博物馆举办一个主题为“中国官窑瓷器”的展览，而我的故乡正是海牙。而就在我们讨论捐赠事宜之时，我还在继续收藏瓷器，最后几件藏品是我在2008年4月购买的，也加入了捐赠之列。两个月后，我便将我的整个中国外销青花瓷器收藏品从荷兰运到了上海博物馆，今后上博就是它们的家。
现在，距离讨论捐赠之始已经差不多12个月了，我常常回想起捐赠的情形，而更重要的是能够细细回味捐赠时的那份激动。把整整三代人的收藏捐赠出来，这让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我对自己把家族中的收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每次想起，我都十分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选择了一家最适合的机构。我的藏品将会在上博展出，它们会让来博物馆的观众了解到过去欧洲人在家里是如何摆放中国外销瓷器的。
